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代号“崛起之狮行动”——可能已经结束，但围绕这场攻击的争议仍在持续发酵。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进行的空袭（代号“午夜之锤行动”），究竟是彻底摧毁了深藏地下的福尔多设施，还是仅仅让其瘫痪了几个月，无法继续生产。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伊朗核计划遭受的破坏程度无疑至关重要。但更广泛的批评认为，为期12天的空袭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冒险，因为它可能并未完全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只是让其暂时受阻。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本次行动的目标实际上是有限的。毕竟，“崛起之狮”行动是一场有限规模的战争，采用了相对有限的手段，短短12天内就达成了既定目标。因此，我们必须以其他战略视角来评估这次军事行动：是选择打一场更长久、更深入的战争，还是放弃军事行动，转而依赖外交手段。从这一角度来看，这场行动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
首先，从长期战争的角度来看：当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结束战争时，伊朗境内显然还有很多未打击的目标。虽然全面评估空袭的影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以色列军方声称，他们成功摧毁了约1000枚伊朗弹道导弹，占其总量的40%至50%；还摧毁了约250个导弹发射器，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此外，数十名伊朗高级军事领导人和核科学家也在空袭中丧命，伊朗的核计划也被推迟了“数年”。
展开剩余79%换句话说，即使根据以色列自己的估计，伊朗的核计划并未完全摧毁，伊朗依然保留了大量导弹，其军事指挥系统也几乎未受影响。虽然以色列的攻击在短期内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它并未完全消除伊朗的核威胁。问题在于，这场军事行动是否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收益递减点”。某些证据似乎表明确实如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确认，以色列和美国的空袭对伊朗的伊斯法罕和纳坦兹核设施造成了显著的破坏。但福尔多等地下设施的部分完好无损，使得以色列未来可能很难再通过空袭取得进一步的突破。美国使用的GBU-57“巨型钻地炸弹”尽管重量达3万磅，但也无法摧毁福尔多深埋地下的设施。而且，以色列既没有这类武器，也没有具备运载它们的战略轰炸机。
尽管继续进行空袭可能帮助以色列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并打击其高层领导，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都必须权衡可能的收益和风险。虽然伊朗的导弹发射器被压制，伊朗却也成功地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动了袭击，造成二十多名以色列公民死亡，三千多人受伤，经济损失达30亿美元。尽管技术和运气帮助以色列没有在空袭中失去飞行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空袭次数的增加，以色列的运气也许会耗尽，这可能为伊朗带来更强的谈判筹码。
即便如此，以色列的大多数犹太人仍然支持这场预防性战争，然而美国国内的态度却分歧严重，许多人对直接参与战争持保留态度。这种分歧可能最终导致以色列失去来自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支持，进而影响其未来的军事行动。
根本上，以色列或美国要想彻底遏制伊朗的威胁，唯一有效的途径便是推动伊朗政权更迭。毋庸置疑，这一解决方案有其吸引力。多年来，伊朗政权一直通过其代理人积极进行反美和反以色列的行动，甚至在德黑兰市中心设立了一个倒计时钟，宣称要“摧毁以色列”。然而，回顾历史，像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那样的政权更迭往往会带来极大的混乱，且后果难以预测，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见到效果。以色列和美国都并不急于将政权更迭作为主要目标，这一点也可以理解。
另一方面，另一个选择是完全放弃对伊朗的打击，让外交和制裁自行发挥作用。然而，这一选择也并不比军事打击更具吸引力。尽管伊朗一再声称不追求核武器，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明确指出，伊朗的铀浓缩水平远远超过了民用需求所需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伊朗的铀浓缩计划在打击前就已加速推进。例如，仅在2024年初，伊朗的近核级铀库存便在短短几个月内增加了近50%。此外，伊朗在其核设施周围部署了先进的防空系统，并将设施深埋地下，这些措施并不符合纯粹的民用目的，福尔多铀浓缩厂更是建在了80至90米深的山体内。
关于伊朗究竟离制造核弹有多近，依旧存在激烈争论。根据以色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估计，伊朗如果启动核计划，几周内便能生产出足够制造核弹的浓缩铀。美国的评估则认为，仅凭铀浓缩物料并不能制造可投掷的核弹。真正的核武器制造可能需要三年的时间。
然而，无论是几周还是几年，伊朗是否能够突破制造核弹的能力，实际上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没有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外交和经济制裁能迫使伊朗放弃其核计划。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政策虽然给伊朗民众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但并未改变伊朗政府对核问题的立场。
经济制裁在迫使国家放弃核计划方面的成功记录相当有限。更为关键的是，在特朗普政府尝试促成一项新的协议时，媒体报道指出，这项协议实际上类似于奥巴马时代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但它存在多个限制，包括“日落条款”和未能遏制伊朗的导弹计划等问题。即使是这样的一项协议，对伊朗政权来说也遥不可及。
令人不快的现实是，在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实际上并没有可行的外交或经济手段能够有效遏制伊朗的核计划。考虑到伊朗过去愿意攻击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来说，构成的威胁将是不可承受的。即便不考虑伊朗的代理人，单是美国暗杀伊朗高级指挥官后，伊朗便直接用导弹袭击了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并且在2024年继续发动了多次针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选择军事行动，任凭局势恶化，后果可能更加灾难性。因此，有限战争成为了减少伊朗核威胁、争取更多时间的现实选择。以色列过去就曾多次采用这种策略，包括1981年袭击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和2007年袭击叙利亚的核设施。这些行动虽然成功，但都不能保证相同的战术会对伊朗的核计划产生类似效果。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无疑为以色列和美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有限战争能够为未来的外交解决铺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所言，暴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外交工具。通过短期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和美国展示了他们有能力并愿意通过武力遏制伊朗的核计划，这在未来的谈判中无疑为两国提供了更多的筹码。
最终，是否能通过这些筹码达成新的核协议，可能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无论如何，“崛起之狮行动”无疑重新塑造了伊朗核问题的外交局势，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讽刺的是，在多年对“无休止的战争”表示不满之后，今天却有些声音对仅仅持续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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